作者：刘宏宇
宦官、寺人、太监……普遍的世俗认识中，这些词汇，似乎都是在指同一类人，就是被阉割的男人。
这个认识，比较粗略。其实，这些词汇所指的人，是有些不同的。
寺人，通常指被阉割的男人；有可能是有职务的“驱吏”（奴隶身份），也有可能是处于仆从地位的神职人员，也有可能是自由人。
宦官，概指专门服务于皇家、王室、顶级贵族的职能人员，奴隶身份，但其中有比较个别的一部分，不一定遭到阉割。
太监，是明代以来的称谓，笼统讲，是个官职，只由被阉割的宦官担任。不是所有被阉割的宦官，都可以称“太监”。
至清代，宦官这个词汇，跟老早就消失了的“寺人”一样，进了垃圾堆，所有被阉割的“宫奴”，都被称“太监”。
太监也好，宦官也罢，无论有怎样“专权”、“弄权”的特例，本质上，这类人，都是被剥夺了独立人格的奴隶；由于他们是被阉割的男人，又可统称为“阉奴”。
（一）古老、残忍、凄苦的东方恶伤
阉奴，作为“制度化”的现象，应该是东方的特有。甚至，有很大可能，是古代中国的特有。由可以作为参照的资料，可追溯到的“起源”，最晚也是始于商朝中期（公元前十四～十三世纪）。
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，几乎找不到能完全对应的留痕，更没有作为制度沿袭数千年、及至近代的第二例。中国周边一些国家、部族，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过的类似状况，差不多都可以归为“辐射”。
正如所有早期文明都有其独特、耀眼的光辉和成就，差不多所有古老文明，也都有表征各异的晦暗、野蛮和残暴。
将男子阉割、变成所谓“无性人”、用作“耗材”式奴隶的阉奴制度，就是我们民族为主所形成的文明之“恶”、之“伤”。它是文明的一部分，只不过性质上属于“疮疤”。
跟其他诸多历史现象类似，阉奴最初的产生，跟当时社会制度、人文理念、生产方式和关系、族群性格、生理因素、生活方式等等，都有关联；其中有必然因素，也有偶然因素。
无论必然还是偶然，都可以认为，那应该只是某个较早期、较懵懂、较生硬时代的阶段性现象。如果随着历史进程，像很多其他阶段性现象一样，沉入时光，成为永久的过去，那还可以说，这种“恶”与“伤”，更是历史的局限；但若如同我们从古来历史获知的那样，一种以野蛮残暴方式摧残人的制度，被代代传袭，以至长达数千年，那其中的“恶”与“伤”就很是深重了。被伤到的人、很多人，他们的境遇，就成了一部饱含凄苦的编外史。
（二）阉奴最初的三大源头
从人员构成讲，最早的阉奴，大体来自3个源头：战俘、流民、家奴后代。
战俘和流民，不一定都是奴隶身份，也有自由民，甚至有的还是贵族或贵族后裔。
看到过一些说法，讲的是最早的阉奴，出现在商朝末年，是商的末世君主“纣王”和他的宠臣“费仲”一起攒弄出来的，用作宫廷中的奴仆。阉割，为的是不让这些奴仆跟宫里的女人发生龃龉。这个可能有偏误。阉奴的产生，更可能是在比“纣王”时代早些的商朝中期。
也有些说法，是讲将男人阉割用作奴隶，并不全为着“无性”的需要，而还有使其变得懦弱、无力，从而弱化暴力抵抗的用意。
这个似乎是有些道理，但细想想，也未必就扎实。为什么这么说，属于生理范畴的话题，或在另外的篇章里聊。本篇，主要说说阉奴最早出现的故事。
就叫作“故事”吧。不宜视为“历史”或者什么更严肃的东东。
最开始，就是大约公元前十四、十三世纪商朝中期那时候，源自战俘、流民和家奴后代的阉奴，在变成阉奴的紧前，大致是两大类的身份，一是劳工，二是娈童。
（三）由战俘和流民构成的劳工变身阉奴的血泪根由
商朝，亦称殷商，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朝代。在其中期，青铜铸造业长足发展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和产业格局，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关键的“商国”，逐渐形成相关垄断，经济模式由农牧混杂转变为以青铜铸造为核心的工商业形态，赢得巨大利益的同时，武器装备也比周边众多邦国、部落、部落联盟，先进了很多。
在这样的态势之下，殷商，作为核心国家（史籍称“天下共主”），出于维持和促进生产、巩固和增进地位的需要，呈现强烈扩张性；通过对周边的战争，迅速膨胀为原始工商业的奴隶制帝国。纵观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可以说，殷商帝国鼎盛时期（武丁中晚期起始的将近百年），是作为中心政权，唯一“以武立国”的时期（秦也是以武立国，但其阶段，尚未取得中心政权的地位）。
对外武力扩张，对内高压统治，是所有“帝国”的特征。殷商也不例外。
发达的青铜产业及其技术垄断，有力支持了扩张战争；愈演愈烈的扩张战争，需要源源不断的武器和装备；两下相遇，构成帝国政治经济的“铁血循环”。大量战俘，被充作劳工，强迫劳动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生产环节上。被战争祸及、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，其中大部分都被“抓壮丁”，成了劳工。稍许不同的是，战俘的劳作，带有明显的惩罚性。那时候讲究“人祭”、“人殉”。对战俘来讲，能够去从事带惩罚性的艰苦劳作，至少还能保住性命。对于流民来讲，去做劳工，很多时候，也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选项。
青铜铸造，是很艰苦也很危险的工作；有些工种，劳动环境是超高温的，有些工种，又需要劳作者长时间耐受低温，比如浸泡在水里。别说“劳保”什么的，就是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，都毫无保障，特别对战俘，差不多就是死亡劳作。
劳累、肉刑、饥饿、高温、低温、高温低温频繁交错、卫生条件等于零……等等这些今人难以想象、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境遇，在当时的劳工而言，属常态。
如此恶劣的常态之下，难免病患丛生。其中就有不少人，生了相关生殖器的疾病，不仅痛苦不堪，更连其他疾病所能得到的潦草关照，也没有，处于任由发展的危境。再加上卫生条件极差（很多劳工只有一身衣服，从来不洗不换，更有不少衣不遮体甚至只能裸身）、病患部位易感染，不少人都死于生殖器相关疾病。
当这种现象形成规模，构成灾难性效应的时候，在那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年代，对那些被剥夺了人格的奴隶，统治者、管理者，想出了从源头根治的办法——阉割！
把容易患病的器官索性割除，就不会生病了。
这个是阑尾炎的应对方案来着！
可在那时，就会为着保住一份劳力，施加于男人的根本！
很快，阉割劳工，由治疗性措施，变成了预防性措施，就是并没生病，而为了避免生病，直接先阉割了事。
这部分不幸的蒙难者当中，有一些最终活了下来，而另外的大多数，以及因患病而被阉割者，基本都死亡了，且比患病不治，死的更快！侥幸活下来的少数，也出现了乏力、多病、小便失禁等问题，很难像被阉割之前那样，担负沉重艰苦的劳作。
就是说，阉割这个办法，失败了！
活下来的少数大大丧失劳力的人，怎么处置呢？
杀？得掂量掂量。毕竟，无罪而诛，跟劳作至死，是两码事。
能干点儿别的力所能及的吗？
近乎是出于废物利用地，这些不幸被阉割的人，被驱使去从事体力要求不高的劳作。其中一些比较年轻、比较机灵的，就成了贵族的底层奴仆。
（四）开放粗率的“性”与娈童悲剧
那时候，还没有后来的礼教，甚至在较广大的平民、奴隶群体中，都没有完整的婚姻制度。只有贵族及其后裔，才有姓，才有家庭这样的生活环境，遵循跟后世相比显得相当粗率的婚姻法则。野合、非婚生子女，多到“普遍”程度，甚至连“通奸”这个词汇都还没有。
那时候的“性”状态，不多说了，反正拿现代眼光去看，基本就属于无组织无纪律。贵族家庭之间相互通婚，但并没有严谨、严格、具有一致性的规范，用来约束婚姻状况下双方的性行为。男人纵酒乱性，是现象级的；女人，特别是没有婚姻的女人和有婚姻、自家地位高于夫家的女人，也——三俗点儿说——玩的很嗨。
更有甚者，同性之间，也没有完备的社会化的约束性秩序。
娈童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产生的歧变现象。
娈童是男孩子，男孩子会长大，长大了会想女人。
为不让心爱的娈童发生这些变化，主人会去想把他们永远留在身边，就像大多数统治者都梦想长生不老一样。
阉奴出现之前，娈童的主人，会采取更残暴的方式，实现期望。具体讲，就是以一些特别的、他们认为可以保留肉身甚至封存灵魂的方式，让娈童“长存”。比如，以不破伤的方式，将娈童杀死，然后往尸体里灌注大量天然汞（水银）；又比如，将刚刚杀死甚至还活着的娈童，用原型铸就的铜壳封存，做成真人内核的塑像。
娈童绝大多数都是奴隶，其中相当比例，是主人家里家奴的后代。
这就是前面说的阉奴的3个人员来源中的“家奴后代”。
阉奴的产生，使得恋童癖的贵族们，发现了留住娈童的新解决方案——阉割。
阉割了，就不长胡须、不想女人了，也就可以更久地用来享乐了。
几乎同期，为防止家里女人跟男性仆从乱搞，一些阉奴，从最底层，被扯进了主家的内帏，专门伺候主家的女子。这样，不仅防范了男女乱事，连女-女的问题，也解决了。
（五）最初时只是风气不是制度
在上面讲的阉奴开始出现的殷商中期，及至殷商晚期，阉奴的出现和“使用”，不管波及多广，都也还是“风气”，并未形成制度。
随着时光推移，殷商帝国走向衰败，贵族各自为战、穷奢极欲，阉奴现象也就愈演愈烈。
老去的阉奴，除非万幸地得到主家垂顾，是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的。
当然，由于生理、心理双重的摧残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也并没有多少寿数，谈不到晚景。
个别活的结实的，尤其其中比较聪明、有点儿文化的，运气好的话，会被跟主家走得近的神职人员用为助手，称“侍神”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“寺人”之谓，就源自侍神的阉奴。
神职人员的工作场所，谓“神肆”、“肆”。肆、寺，有说古语里是相通的，甚至说“寺”字是“原字”。
这个无考，但想想，可能靠点儿谱——寺，后来专用于指代佛教场所了。但之前，有可能是指代敬神、侍神的场所。
是不是这样，不敢说。
比较敢说一点儿的是，的确有一些阉奴，在崇尚巫鬼、占卜成风、祭祀活动虔诚且颇具规模的殷商，由于人手的需要，跻身到了神职人员（祝师）身边，成了神的奴仆。
他们没有后代、没有情欲、地位低下，很容易驭使。
他们饱受磨难、身体残缺、满腔血泪，更会寄望于死去后的新生，或许比一般人，在对待神的问题上，多一分虔诚。
据说，推翻了殷商帝国、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周王朝，在其最初立国的时期，是想要禁止阉奴来着。但遭遇了比较大的阻力，于是就做了规范，只允许祭祀场所和王室（天子家）很有限地保有这类人员，担当服务功能；并为这类人设置了一定程度的生存保障；就连那个本质上就是摧残的残酷而危险的“外科手术”，也被赋予了一些规范。
究竟是不是这样，很难说。
但的确，足周一朝，八百年间，能够在史料典籍中找到的“寺人”、宦官，是很少的。寥寥可数被记录的，还差不多都在规范以外。比如：春秋时晋国的“寺人披”，是晋国人；晋国是诸侯，按周朝有关规范，能不能拥有阉奴，是要打问号的。真正“为祸”，见诸史册最突显的，仅两人：嫪毐、赵高。都是秦国的。其“为祸”，也都是在周王朝寿终正寝之后。其中嫪毐是否被阉，史籍存疑。赵高被猜测是“战略间谍”。真是的话，其“为祸”，跟阉不阉，该是没太大关系。
阉奴作为群体，走上历史舞台，是汉朝以来的事了。
如果在汉朝初年，统治者能够废黜阉奴制度，保不齐可能就此打住。
究竟什么原因，使得汉朝不仅没废黜这种残酷野蛮的制度，反而将其放大，是另外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。
再以后，也许是因为将近四百年的汉朝，给后世形成太大惯性，偏我们又有着特别愿意因循过往的民族性格，阉奴，这个古老的恶伤，才很不幸、很丑陋地，被一朝朝一代代地，绵延到了很长久的后来。
刘宏宇，常用笔名毛颖、荆泓。实力派小说家、资深编剧、北京作协会员，“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”获奖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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